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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和平解放
重庆谈判
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边区
革命纪念地
孟良崮战役
爱国官兵的自发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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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出现分化。东北军将领马占山、李杜等在东北抗日。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时,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但在求和的基本方针下,南京政府先后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有损国家主权的《淞沪停战协定》《塘沽协定》。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也遭到国民党政府破坏和强行解散。
中国共产党对日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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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开始。此后,中国共产党迅速举起抗日的旗帜,于9月20日、22日、23日先后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等宣言和决议,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号召全国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得民族的解放与独立。1932年4月,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正式对日宣战。
东北抗日联军浴血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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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侵占东北全境后,党领导东北军民抗战的外部环境极为恶劣。首先,东北的国民党军奉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几乎未作抵抗便全部撤入关内,这不仅造成大范围的政权与兵力真空,更使原本就较为薄弱的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直接暴露于侵略者的威胁之下。其次,日军占领东北后迅速推行殖民统治,建立起相对完整的伪政权体制,不断挤压各级党组织和抗日军民的活动空间。再次,东北冬季漫长、气温极低,各支人民武装因缺乏充足给养和庇护场所,难以支撑较大规模部队的生存与战斗。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东北各级党组织在中央指导与带领下,积极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并逐步建立起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力的人民军队。其中,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由党在东满和南满地区创建的抗日游击队发展而来,主要活动于磐石、桓仁、通化、延吉、珲春一带,并在此建立相对稳定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是其在东南满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的重要战略基地。
国民政府的“围剿”和“不抵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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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国民党统治集团调动兵力大规模“围剿”红军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的基本理由是”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指继续“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和排除内部异己力量。
日本军部势力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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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日本武士阶层统治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便开始萌芽。德川幕府末期,上层武士日趋官僚化,军事素养持续退化;中下层武士则由于各藩财政困顿陷入贫困。幕府与各藩认识到必须进行军制改革。明治维新时期,天皇制军队的确立,直接推动日本军国主义正式成型。明治时代之后,军部势力愈发膨胀,甚至长期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控国家决策,日本彻底沦为军部主导的军国主义国家。二战期间,日本政府更是将武士道精神与法西斯主义深度绑定,将其打造成对外穷兵黩武、疯狂侵略扩张的精神工具。
日本极端思潮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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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92年源赖朝就任征夷大将军,确立军人专政的幕府统治,历经室町幕府、江户幕府,延续将近700年。武家政治以武兴、以武治,信奉武力万能。长期浸淫之下,日本一些社会精英产生了一种惯性思维,这就是在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倾向于以侵略扩张的方式来解决各种棘手的难题。近代军国主义还借鉴、吸收了西方列强的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理论。在向全社会渗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军国主义体制。从教育上来说,日本政府在1879年发表《教育大旨》、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以忠于天皇为根本宗旨,以神道为国教,灌输尊崇天皇和皇室的“尊皇思想”,以及“武国思想”和“神国思想”,并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利用家国同构、忠孝尊皇的民族传统对本国人民进行洗脑,统筹政治、经济、外交与战争等诸多领域的事务,形成举国对外的战略指挥体制和政策制度保证。